資助大學3年改為4年，用盡政府緊縮的教育資源。中小學人口下降削減的經費，用來補貼大學的擴張。新增10億元的大學經常開支，其實沾滿中小學縮班殺校的血淚，基礎教育成為最大輸家。曾蔭權的教育投資策略，是緊縮教育開支，以基礎教育補貼高等教育，以教育資源補貼醫療開支。曾蔭權的施政方針，是要窮開始窮教育，再苦首先苦學生。未來，基礎教育只能任人宰割，但基礎教育是普及教育，質素好壞影響每個學生，怎麼可以輕易削去資源呢？

　社會重視教育，期望人口下降會優化香港的教育質素。數年前，小學學生人數減少，政府不肯推行小班，反而“殺”了141所小學。自2001年至今，小學削減學額達13萬個，單是2001年至2009年，縮班抽走的資源累積計算達68億元，小學血淚斑斑。在李國章年代，教育局曾誇大小學小班的開支，說每年要額外多31億元，是一條「昂貴」的不歸路。不過，在去年小學正式落實小班後，財政司司長公布涉及的開支只是1.7億元，去年，小學開支佔總教育經費只是21.5%，比率低於10年前的開支水平，怎麼能算是昂貴呢？事實證明，李國章小學小班的“昂貴”不歸路，是吹牛恐嚇，不攻自破。今天，孫明揚說中學小班更昂貴，要用400億元，比李國章更誇張，這是危言聳聽，是中學版的「狼來了」。

　更悲哀的是，中學將重蹈小學縮班殺校的命運，因為人口下降的高峰期已由小學殺到中學。在2009年至2016年的7年間，中一人口暴跌三成，政府要殺去第三組別學生的中學，以換取其他學校的生存。殺校資源被抽走，計算後，7年竟多達138.5億元。中學殺校10年，本來是教育局“一手建校、一手殺校”的規劃失誤，但苦痛卻要由師生集體承受。弱勢學生高中被迫轉校，學習困難大增；其他收生組別中學，學生差異擴大，加深教學困難，而縮班教師前路茫茫，為招收學生被迫不務正業，有些到商場做宣傳，有些甚至到深圳收學生。教改政策，例如校本評核、自評外評及教學語言，將異化成殺校指標，中學將全面動盪，永無寧日。

　教育界在施政報告辯論前的周日，原本發動中學“爭小班、反殺校”的大請願，最後因颱風而延期至下星期日。請願日期可改，但社會爭取小班的決心卻是堅定不移的。香港家庭教育學會的調查顯示，八成家長相信小班教學能更有效照顧學生差異，並認為香港政府應馬上由明年開始，在中學推行25人的小班教學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(“教協”)刊登的小班教學聯署廣告，僅3星期便已集得5,000個單位參與聯署，不少是來自家長教師會、小學、退休教師、大專講師、教院學生，以至是立法會同事的。教協中學小班教學的簽名運動則仍在進行中，簽名已有15,000個，家長的數目最多，超過一半。由於可見，中學爭取小班是獲得家長和社會廣泛支持的。

　我們之所以爭取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，是為了善用空置學額，在中學分區分階段推行，而非一次過，7年所需的經常開支約82億元。換言之，當局只要保留人口下降所減省的138.5億元經費，便足以在中學落實小班之餘，還有56.5億元盈餘，可用作其他改善教育的用途。我們呼籲政府臨崖勒馬，停止殺校，不要再向基礎教育開刀，要把握人口下降的黃金機遇來落實小班，從而穩定學校，包括增加教師數目及改善師生比例等，把學生教好。

　教育界和社福界皆非常關注小學的學生輔導問題。當前有1.65%高小學生曾經吸毒。過去3年來，新移民小學生有接近15,000人，存在很多適應和學習問題，而有兩成高小學生的精神健康達警戒線。不過，小學輔導人手短缺，特別是167所17班以下的學校，只有半份學生輔導津貼，即聘請半個輔導老師來面對大量學生和家庭問題，他們均感到有心無力。對此，政府必須關注和解決。　　

幼兒教育(“幼教”)雖然亦是今年另一個教育熱點，但施政報告對此卻隻字不提。政府委託教育統籌委員會進行為期1年的學券檢討，結果快將公布。不過，幼教界批評檢討工作非常封閉，亦沒有進行公開諮詢。因此，我已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在檢討報告公布前，召開幼稚園聽證會，讓家長和幼教界發表意見。

　幼教長期受忽略，即使學券制每年資助20億元，仍只佔教育開支的4.7%，實在少得可憐。此外，學券制以市場推動教育，因而產生很多問題，例如學券制取消了幼稚園教師(“幼師”)薪級表，由市場決定薪酬。結果，幼師在進修後非但沒有增薪，近一成人連合格幼師的起薪點也沒有。全日制幼師的薪金只有約9,000元，甚至6,000元以下的也大有人在。香港教育學院(“教院”)近期的調查，問及幼師在兩年後會否繼續留教幼師工作，有三成人回覆受訓後仍未定去留。浪費人才，莫過於此。幼師看不到專業前景，而工作壓力亦超標，流失率自然大增。學券制引入外評，以及惡劣的收生競爭，令政策已經異化變質。學券制更產生大量行政工作，令教學空間不斷萎縮。幼師的工時越來越長，近八成人表示精力耗盡，但工作量仍不斷增加，甚至抵銷幼師進修的效用，這是幼教的嚴重警號。

　學券制推行不到4年，已問題叢生，這說明自由市場不能推動優質幼教。學券制本為減輕家長負擔，但卻抵銷了學費減免的資助，到頭來，部分基層家庭的學費不減反加。此外，獨立私立幼稚園為取得學券而轉為非牟利性質，卻因為沒有租金資助，反而失去了生存空間。再者，學券制未能對幼兒一視同仁。凡此種種，均反映出學券制的問題多元而複雜，可謂千瘡百孔，單憑小修小補，是不能解決問題的。民主黨正式提出，香港應實現15年免費教育，將幼稚園納入資助教育範疇之內，直接資助幼師薪酬，這樣做才能根本解決問題，從而提升幼教質素。

　主席，經�壎芵p證實，患有自閉症的兒童由2002年的218人，激增近六倍至去年的1,452人。現時，在主流學校就讀的已超過2,000人，由於缺乏資源和支援，他們在融入校園和學習生活方面困難重重。不過，在“爆煲”之際，政府終於在80所中小學�堭嬰甈偌�3年的試驗計劃，以協助他們重入主流學校，估計約有四成自閉學童受惠。
　可是，除自閉症學生外，當局似乎忘記了其他數以萬計的融合學生，他們也有�茪ㄕP的特殊教育需要。即使在過去10年�堙A議會和家長團體為融合教育政策爭取到點滴的進步，這仍改變不了學生隨班就坐及浪費青春的命運。關鍵是融合政策缺乏全面支援，結果是教師苦、學生苦、家長苦，導致全校皆輸。

　此外，施政報告�埵傢鰩S殊教育的論述接近空白。早年，當小學小班教學的最低收生人數降至16人時，教育局於去年才下調輕度智障兒童的班額，由20人下降至15人，中度智障學校每班10人，而嚴重智障學校則為每班8人。然而視障、聽障、肢體傷殘和�蘑|學校的每班人數仍維持不變，令人深感失望。

　今年，特區政府已忘記副學士“大躍進”的教訓，亦已忘記畢業生升學無門的計時炸彈。大專政策仍然是“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”。正如曾蔭權所建議成立的基金般，每年只撥出1.2億元利息。利息已少，還要一分為三，既要為自資課程大專生提供獎學金，更要資助大學課程評審和提升院校質素。不過，院校仍要自負盈虧，學生仍要繳交昂貴的學費，更要借錢為大學“供樓”，痛苦始終不變。自資院校只能收取有限學費，如何能發展有質素的學位課程呢？如何跟資助大學作公平競爭呢？

　不公義的教育政策，激化了青年和社會的怨氣。政府依舊歧視副學士，而學生則被迫要借高息貸款為院校“供樓”。當學生畢業後，還要為還債節衣縮食，不敢結婚、不敢供樓、不敢生育。試問這個“三不敢”的社會，怎麼能做到人心安寧、怎麼能算是安居樂業、怎麼能做到社會穩定呢？

　自回歸13年以來，政府不但沒有正視地產霸權，反而縱容地產商“出口術”來售賣“發水樓”，又縱容樓價不斷上升，讓市民一世做“房奴”。過去，中產市民還有居者有其屋(“居屋”)計劃，能夠以較便宜和穩定的價格置業安居。今天，曾蔭權“獨排眾議”，拒絕復建居屋，推出“先租後買”的計劃，既限名額又限收入，中產階層難以受惠。以一位年青教師為例，他雖然單身而有能力租樓，但餘錢卻供不到首期，“置安心”計劃是不能令他們“上車”的。如果一對教師夫婦薪水稍高，便不符合申請資格，只能捱地產商的貴樓。

　中產教師是這樣，專業人士也是這樣。他們無公屋、無居屋，“置安心”計劃無用，亦無錢買私樓，他們是另類的“四無”人士，惟有交稅十足、工作壓力十足、供樓壓力十足。難怪一些有遠見的大學生在畢業後便老老實實地輪候公屋，但這樣做卻又怕女朋友嫌棄。這是情何以堪呢？

　中產階級納稅苦、住屋苦，醫療亦苦。政府最近打算用500億元來推動醫療保險(“醫保”)，鼓勵中產階級轉向私營醫療服務，藉以紓緩公立醫院壓力，以及減輕公營醫療負擔。但是，中產階級真正的憂慮，是花500億元來“好心做壞事”，擔心醫保和醫療產業雙管齊下，帶動醫療通脹不斷升高、醫療保費不斷增加，以及私家醫院收費昂貴。

　中產階級人到中年，看到很多家人親友離世的苦楚，想起也不禁感到心寒。公立醫院大排長龍，私家醫院費用昂貴，醫保“供多保少”。遇�茪j病及索償過後，便立即被大幅增加保費。患上癌症的便更感酸楚，因為“救命”藥物足以令他傾盡所有。過去的中產階級工作40年便可以供樓、養家及養老，而未來的中產階級在60歲前便要為供樓工作，在60歲後便要為治病而捱窮。不怕老，只怕病，更怕長期病患，連累家人而黯然而去。這難道是中產階級納稅一生應有的晚年嗎？

　中產階級醫療的困局，解決不了基層的不幸。醫保推高醫療的需求，更加速公立醫院精英的流失。政府醫療經費在未來一分為二，既投入醫保市場，激化醫療通脹，更要維持已是二流水準的公立醫院。醫保激起千重浪，政府和市民隨時雙輸，保險和醫生便穩妥雙贏。中產階級的醫保也隨時晚年不保，須重新到公立醫院輪候，亦須重新申請撒瑪利亞基金來購買昂貴的“救命”藥物。因此，我質疑醫保計劃帶領我們走向的，究竟是一條光明之路，還是無底深潭？

　主席，施政報告迴避了教育界爭取中學推行小班教學、全面資助幼教及15年免費教育，以及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需求，但卻忽然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，並考核學生的《基本法》知識，這是本末倒置，以政治壓倒教育的做法。

　曾蔭權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表現，是不予置評，早前更阻止保釣船出發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。矛盾的事實說明，曾蔭權提出的國民教育，是遵命的國情灌輸，甚至是樣板的國情考察，而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。“國民”與“公民”一字之差，但卻反映了兩種教育路向，即面向中央政府，還是面向文明世界。

　香港公民教育的開端，始於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，所強調的是民主和參與。不過，回歸後的公民教育卻抹去了民主自由及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，只強調對國民身份的認同，將公民教育收窄為國民教育，再收窄為國情教育或國策教育，這是教育視野的倒退。如果國民教育再異化變質，淪為欽定的考察，並迴避國家的貪污腐敗與鎮壓異己，以抗拒人類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，見奧運和世博則歡呼，遇六四和劉曉波則沉默，這樣只能培育順民與愚民，與公民教育判若雲泥。

　香港今天的公民教育，既要有世界視野，也要有中國情懷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全面而真實地認識中國和世界，是全面而真實，並維護人類天賦的自由與人權，亦要教導學生全面認識中國在歷史上的光明與黑暗，以及要真實地吸納人類文明的價值，以獨立思考取代政治灌輸，教師無須迴避自己的政治立場，但要提供足夠資料給學生作自由的選擇。

　主席，2006年教師1萬人集會，促使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推出9招撲火。可是，政府紓緩教師壓力的決心，只是曇花一現。小學全港系統評估、自評外評、中學新高中改革、通識必修必考、各科校本評核，以及中學縮班殺校，五花百門，排山倒海，山雨欲來，迫在眉睫。教師工作壓力不減反加，而且變本加厲。最近，教院有一項調查發現，逾半教師的非教學工作增加。在殺校的陰影下，近半教師招生的工作量大增，是增加了招生工作。中小學教師每周平均工作61小時，四分之一人更超過71小時，工作與生活已失去平衡。八成教師身心疲累，竟然有一半受訪者考慮離開教師的專業，情況令人感到憂慮。

　教協聯同小童群益會進行的調查也顯示，學生危機亦比以往多元和複雜。教師應付的困難和壓力日增，有三成受訪教師的健康已出現毛病。“擠牙膏”式的短暫措施，解決不了教師的燃眉之急和切膚之痛。當局應該切實規劃，提供持續性的支援，必須增加人手，並須減輕教師的行政工作和勞動。如果推行最低工時，教師也應有最低工時。我促請政府停止動搖人心的殺校政策。當局必須明白，減輕教師工作壓力，不是關乎教師權益的問題，而是關乎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，以促進教育的健康發展及吸納人才，從而提昇質素的問題。

　我今年已是第四年在施政報告辯論中為年輕教師發聲。教師入職薪酬不公道，同工不同酬，甚至後發先至，後來者更高薪。去年再次參照市場的入職點，將新入職的學位教師薪酬調低兩個起薪點。因此，自今年9月新學期起，學校便存在3種不同薪酬的學位教師。他們雖然同屬一所學校，同屬學位教師，做同樣的工作，但有3種不同薪級制度。這種一校三制、高高低低的薪級，將會造成老師之間的混亂和分化，以致出現更多新舊複雜的紛爭個案。我重申，每3年1次的入職薪酬調查會為學校帶來人為的混亂和動盪，結果是得不償失的。因此，政府首要是公平調整薪酬，更不應削減年青教師入職點。殺校已經痛苦，減薪是雪上加霜。改善教師的工作和條件，可讓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教育界，才是可持續的教育發展方向。

　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