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物非所值的大學生？
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張韻琪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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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是剛畢業的大學生，在大學校園內生活了三年有多，對坊間那些言過其實的批評實是費思不解，亦不斷思考為何大眾眼中的大學生會「淪落」到如斯境況。到底真的是大學生辜負了大眾的期望，沒有發奮圖強，沒有抓緊機會完善自己，抑或是大眾將原本的社會問題簡單化為大學生自身的責任，卻逃避找尋社會風氣敗壞的原委，不自量力地以為大學生能撥亂反正，成為大眾心中物有所值的產品？ 教育是一個自我啟發和成長的過程。透過前人的經驗累積、課堂內外人與人的交往衝擊、自身的實踐和領悟，從而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思考批判系統，投入周遭事物的建設，為自己的理想和堅持邁步。這個過程是學子與身邊的人和事互動的過程，不只是學子對書本知識的領悟，更重要的是對其身邊人和事以至整體社會的領悟。先勿論教學質素或學習成績，但肯定的是學習態度和學風問題，絕不是學子個人的責任，課堂外學習氣氛、學生活動的多元性和自由度、教師的教學態度，以至社會風氣和道德價值觀等，皆影響並如何構成學習態度或整體的學風。 沉淪的源頭是政府 平心而論，我們的社會是何等的一個社會？是不是一個有學習氣氛，鼓勵多元思考批判的社會？是不是一個有正義感，有原則，有人情味的社會？或是一個只求利益不擇手段、不斷汰弱留強競爭追逐的殺戮戰場？試想想，學子如何在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自處呢？當我們的政府帶頭不仁不義，強辭奪去原應有權在港定居人士的居港權，挑起及加劇社會的分化和仇恨，學子們又怎能在階級和諧的氣氛下坦然交流，一起成長呢？當我們的政府政策改革朝令夕改，看風駛舵，甘於屈服於大地產商和跨國財團的張牙舞爪之下，學子們又怎會對一己的才華有信心，又怎會妄想憑一己的力量，衝破現行不公平的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呢？當我們的政府有恃無恐地偏袒富豪權貴、蔑視勞苦階層，並將我們提出的反建議和批評視為「反中亂港」、「破壞社會安寧」的言論，將我們身體力行地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和期望的行為視為「滋事份子仁為」，學子們又怎會獨立批判地為社會大眾謀出路？這個指鹿為馬，不辨是非，挫弱扶強的政府，正正是令社會風氣衰亡淪落的源頭。 我們的社會和家庭不斷灌輸著一種功利短視，有錢有地位有權勢的原始落後心態。即使學子們在課本上如何受歷代古聖先賢，革命豪傑的啟迪和鼓舞，面對如此的社會風氣，如此的一個當權體系，學子們的無力感和缺乏自信的心自然浮現。當學子們感受不到這是個屬於自己，是個能夠讓自己無拘無束地實踐理想的地方，只是一個為達到別人的要求和指標，為數字上營營役役，因循著那些固步自封人士定下種種枷鎖的時候，大眾又怎能強求學子們會勇於嘗試、敢於挑戰，成為有毅力、有理想的年青伙子呢？ 怎樣的社會 就有怎樣的學生 想要怎麼樣的學生，便要有怎麼樣的社會氣氛配合。或者是，在甚麼的社會風氣下，便會有怎麼樣的學生，甚麼的社會發展。無疑，大學生要自強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沉溺於現實的迷惘和困惱中，更不要放棄談理想，談變革和談將來。「哪况有壓迫，哪况便有抗爭」。本是一個社會的問題，便應一起面對，大學生更應責無旁貸，肩負起創造新環境新氣氛的責任。坊間對大學生的負面指控，卻忽略了扣連社會宏觀的剖析，只會是流於片面和不設實際的控訴。這種「只見樹木，不見森林」的狹隘批評，無助於改善大學生的學習態度，反而因小失大，錯失了警剔社會大眾自省其社會責任的機要，真正做到「樂善勇敢」的學習目標，絕非單靠金錢或形式機制，要大家一起營造一個有原則，有公義，有是非價值，有責任義務的社會。 |
坊間對大學生的劣評似是有增無減：語文水平低劣、創意思維欠奉、國際視野不足、學生上課態度惡劣、沒有進取心、沒有社會責任、沒有……，這些負面的評價不絕於耳。他們期望的大學生是知書識禮、有抱負、靈活有創意、自信主動、批判自省、建設社會。還有，將本地的大學生與歐美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台灣，乃至七十年代精英主義下的本地大學生，進行更多不同形式的比較，令這個「大學生形象」的框框更完美，越顯得現今的大學生物非所值，不切合成本效益的巿場經濟原則。